万历十五年，当时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接近于内部溃败的状态。但是人们似乎却对此浑然不觉。这是为什么呢？
▲万历皇帝朱翊钧
当时的社会危机深重，包括长时段的因素，包括中时段的因素，也包括短时段的因素。
三个时段看明末的崩溃
就长时段的因素来讲，当时明末正好碰上了气候史上的小冰河期。在小冰河期，气候的常温要低于往年的温度。这就会给粮食作物的收成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河南简称是豫，豫是左边一个予右边一个象，意思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可能在上古时期，它的气候一度温暖到有大象生活。
因此从气候史的角度来看，明末碰上的这样一个小冰河期，无疑会给当时带来一个严重的农业危机。
当时人们主要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小麦、高粱等等作物，这些作物相对来说产量是比较低的，它并没有像清代以后，从西方引入的外来作物番薯、马铃薯、玉米产量高。
所以一旦发生农业危机，引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大饥荒。
只是说大饥荒而言，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危机的状态。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时段的因素，税制的问题。
自从明代中后期，也就是万历年间，当时有所谓的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改革本身是对于税制进行再整理，也就是州县的税赋均按照本色和折色进行收取。所谓本色是指当时的银两，折色就是指其他各种的食物或者杂物。
如果你看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就会知道，明代和当时的欧洲、美洲存在着大量的贸易联系，中国向外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这样的货物，带来了大量的美洲的白银。
因此，这也是一条鞭法能按照本色来征收税赋的前提。
▲美洲白银的流动
但是这样一个前提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就是银贵钱贱问题。老百姓之前如果交实物的话都是交粮食，或者交丝麻，现在他必须要分本色折色，而且以本色为主了。
那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些粮食换成白银，那无疑又会加重一层盘剥空间。商人就能操作粮价，对农民进行盘剥，引起粮食进一步的贱卖。这可以说这是一个中时段的因素。
至于短时段的问题，比如满洲女真部落的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社会危机基本上也是全方位的。
我们会提到社会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动向和当时的士大夫的思潮是若合符契的。
为什么这样说？当时之所以会像万历十五年所讲的，表面上是平淡无奇的那一年，但内部暗流汹涌。当时士大夫浑然不觉，并没有看到一个马上要到来的巨大危机。
那么，晚明社会的士大夫都在想些什么？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如果各位看过《明儒学案》的话，就知道明代中叶时候兴起所谓的王阳明的心学。所谓王阳明的“致良知”，他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前提，认为所谓的心能知万物。
他有一个***的例子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样一个花开了，如果你闭上眼的话，还能够看到这个花在你心里面开。
这就是说他充分扩大了心的功能，为后来的一些王学末流，放大了心的作用做了一个奠基。
▲王阳明
后来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人可能有宗朱宗陆的区别，但他们都会提到王学末流最大的问题就走“狂禅”这一条路。
晚明的士大夫废书不观，只会叫嚷说满大街都是圣人，所谓人人皆为尧舜，不是孟子原文说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是人人皆为尧舜。
大家都是尧舜了，那就不用看书了，也不用去研究学问了，也不用去格物了，你就按照自己的这种心，去认知这个所谓的大道就可以了。
所以，在王学末流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士大夫不读书的风气。大家随心所欲，自我放纵，放浪形骸，享受人世间的荣华。
清代的很多学者就觉得明代是亡于所谓的王学末流。他们觉得人败坏了**和社会的风气，因此会导致明代的败亡。
清初士大夫的忏悔
明清鼎革对于士大夫，或者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大家都会提到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但是他们三个人做学问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学者，他们往往都有一些比较共通性的心态，有一种所谓的悔过心态。
这种悔过心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王汎森先生的《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悔过心态比较鲜明的表现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会写日谱，所谓的日谱就是当时的日记或者说日志。
就像是修炼道教的人士，他们会有所谓的功过格一样，每天写下来自己的想法和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有功就在有功的事情上打一个对勾，有过了就打一个叉。
为什么他们会有悔过心态？他们觉得自己要为明亡去负责。
晚明士大夫弥漫的的骄奢淫逸之风也好，废书不观也好，清代学者都觉得自己是这些风气的参与者，他们没有严格律已，要为明亡负责。
就开始在清代提倡严于律己，他们觉得不能再像明末当时的社会风气一样，士大夫都喊着人人皆为尧舜，不去看书，形成一个狂禅之风。
他们应该有所反思，因此就开始以顾炎武的主张为代表，开始大张旗鼓进行经学研究，经学即理学。
▲功过格
所谓的经学即理学，是劝学者们要回到经典中去，不要再钻研所谓的“性命”虚头巴脑的问题，回到五经当中去重新看圣贤的本意。
这些学者一方面要做训诂学，对字和词进行考据，另外一方面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像顾炎武就写了个《日知录》，这是他的学术札记。
他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各地险要、地理、人情、还有钱粮等都有所记载。这本书对现在而言，如果晚明要研究某一个地方的区域史的话，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后来所谓的乾嘉考据学派继承了顾炎武学风，对于经典进行下工夫的考据，哪怕要考据到一个字，一个词，也要对圣贤的本意进行发觉。
另外一方面，继承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念的学者比较少。据我所知，比较有名的像顾祖禹写了个《读史方舆纪要》，这书可以说是对《天下郡国利病书》精神的回响。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乾嘉考据学派，无论是所谓的吴派还是皖派大师，他们分别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基本上都是所谓的遍注群经。
也就是说采用了对于经典进行重新考据解释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理想中的学术，来发现圣贤所谓的治国之大道。
当然他们能够从事这样一种学术路径，本身也是有着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支持。所谓的内在支持，当然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从理学到朴学的内在学问的变动。
有关问题，可以去看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我想他们都对内在理路的诠释算是经典性的研究。
我在这里简单归纳概括一下，整个清代的学问风气，从所谓的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这样一个转变，本身也就是一个儒家所谓的知识主义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理路。
这样一个内在理路也有一些内在分别，比如说钱穆先生他就把清代学者分了类，分别列出宗程朱和宗陆王的学者一些分别。
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到了清代的中叶这种分别就越来越不明显，逐渐过渡到了对于学问的纯粹考据一条路上去。
社会的外部条件
除了我刚才所讲的一些内在理路，还存在着一些外部的社会条件问题。外部的社会条件，为什么清代会产生所谓的乾嘉考据学？
比如以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最为***，他认为因为清代满清统治者是所谓的狭隘的一个部族政权，因为是异族入主中国，对于中国知识人可能会产生格外的排异心理、不信任的心理。
由于这种文字狱的存在，才导致了一个既然我不能随意去写诗写文章了，我们就不如说只是去做一些考证的工作，这不会牵扯到所谓的反清复明的问题。
所以，考据学是一种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去考虑社会现实的和当时现实联系很紧密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很有可能会牵连到自己，所以我们倒不如去埋头做学问，这也是所谓的明哲保身之路。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处理曾静案引起自我审查风气）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外部的社会条件，这个是艾尔曼先生《从理学到朴学》这本书提到的。
他里面讲，清代乾嘉考据学能够兴起，是当时藏书楼这种图书馆的私人藏书楼和图书馆的这种风气开始兴起。
比如说嘉业堂、刘承干，还有天一阁等等，当时私人藏书风气兴起，是考据学能够做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否则的话，如果你想要遍注群经，遍考群史，没有大量的藏书怎么能够做到？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一方面是这种藏书楼图书馆的兴起，另一方面学者之间开始培养起交换札记、交换学术笔记的做法来做学术。
之前可能都是说闭门造车，我写一点，你写一点，对于这样一个经典，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嘉业堂藏书楼
当时，已经形成一个学术圈子，比如戴震，戴震他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官僚，这些人都会把自己对于学问对于经典的考据给戴震看，戴震也会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看，比如像《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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