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光绪皇帝病危，慈禧太后及众大臣开始商讨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选。当然，说是商讨，真正拍板决定的还是慈禧太后。但众所周知，清朝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在这种多事之秋，理应立一个年长之君。正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
然而颇令人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如很多大臣想的那样，立光绪皇帝载湉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而是立了载沣的儿子，也就是光绪皇帝的侄子，此时才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后来的宣统皇帝）为帝。
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死后，没有选择光绪亲弟载沣，而是选择才出生两年零九个月的载沣之子溥仪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要先就清朝晚期皇位传承关系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要说明。咸丰皇帝奕詝，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和慈禧只有一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子嗣，故慈禧立了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四岁的载湉为帝，即后来的光绪皇帝。需要注意的是，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弟弟，而光绪帝的母亲叶赫那拉·婉贞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故二者的关系是亲上加亲。光绪和同治是同辈，所以光绪做皇帝继承的是咸丰皇帝的统嗣。
老醇亲王奕譞除了光绪帝之外，还有一个儿子是载沣（后来也袭爵为醇亲王），在光绪帝死后，慈禧太后立了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帝，年号宣统，也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十九日，慈禧同军机大臣、宗室王公商讨皇位继承的会议上，形成了“立长”和“立幼”两种声音。其中王公大臣们鉴于风雨飘摇、国势艰难，多主张“立长“。如军机大臣世续说：“宜选择年长者”，张之洞更是直接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庆亲王奕劻也说：“方今国家多难，选储似宜年长者”。
但慈禧太后终是不满众臣所言，尤其严厉训斥了首先提出“立长”的世续，大臣们看到慈禧不满，也就唯唯诺诺不再敢说什么了。慈禧太后这时才表明自己的想法，说:“载沣子溥仪尚可”，在看到众臣不再反对后，随即颁下懿旨，确立了溥仪的皇帝位置。
慈禧选择此时才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而不选被众臣看好的溥仪生父载沣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原因：
一、溥仪继同治嗣统，又可以兼承光绪
按照礼法，统嗣不可分离，继统继承的是皇统，而继嗣则继承血脉，是作为其后代。同治皇帝载淳死的时候，慈禧太后选择的是四岁的光绪帝载湉做皇帝。同治和光绪是同一辈，都是道光皇帝的孙子，所以光绪皇帝自然不能做同治皇帝的继承人，因而光绪实际上是继承了咸丰皇帝的嗣统。
但问题随之就来了，因为光绪继承的是咸丰皇帝的嗣统，那么刚死的同治皇帝就断了嗣统，这在当时的朝野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如吏部主事吴可读就以“尸谏”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吴可读遗折说：“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咸丰）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
吴氏的想法实际上是当时大臣们的主流，所以慈禧太后在无奈之下颁懿旨，强调光绪是“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就是说，光绪继承咸丰皇帝，而等以后光绪皇帝生了儿子再过继给同治帝，这样也就确保了同治皇帝的嗣统。
然而光绪和同治一样，一直到死都没有后代。所以如果再选择载沣作为皇帝，那么载沣和光绪、同治都是同辈，嗣统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了。因此，按照清朝皇帝的辈分，光绪、同治“载”字辈下是“溥”字，新皇自然要从溥字辈中选。
载沣之子溥仪和光绪皇帝血缘最近，立溥仪为帝，可以较好的解决嗣统问题。也就是慈禧懿旨中所说的：“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光绪）之祧。”
二、溥仪年幼，便于慈禧掌控
我们都知道在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去世了。但实际上慈禧的去世是挺突发的，因为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慈禧虽然也患病，但一直不是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选择立一个年幼的溥仪，其出发点其实是和三十多年前选择立四岁的光绪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皇帝年幼，才便于她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才能继续把持朝政。
而载沣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时候就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在德国的时候又受到过德国皇室的礼遇，并在出国考察宪政后同时受到当时清廷内多个派系的支持。如果直接立载沣，对于慈禧太后继续掌权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这一点也可从慈禧病重后的懿旨看出，虽然此时慈禧下懿旨让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即“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但她还是强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虽然高估了自己的生命力，但她哪怕到了病危的时候还在惦记着要牢牢的抓住手中的权力，丝毫不敢放松。在这种情况下，立年幼的溥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三、溥仪为帝，载沣为摄政王，既可协调各方利益，又两全其美
在光绪皇帝去世当天，也即将离世的慈禧太后一口气连续颁布了三道懿旨。
第一道是让溥仪继承皇位，即“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第二道是前文提及的让溥仪同时继承、同治光绪二帝。
第三道则是让摄政王载沣监国，即“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夺施行。”
慈禧太后做出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既可以协调清廷内部各派系，又可以兼顾“立长”、“立幼”两方面的好处。
协调各方利益是因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斗争激烈。尽管后来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但朝野上下支持光绪皇帝的势力仍然不可忽视。载沣虽然被朝廷内各派系都看重，但作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他是毫无疑问的帝党，载沣也确实与戊戌政变时后党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等人关系尤差，他称帝后必然会对部分后党大臣进行翻案打击。这样一来连慈禧太后甚至都得担心自己死后的“声名”问题。
而立溥仪情况则就好了很多。因为载沣的妻子是后党大臣荣禄的女儿，也是溥仪的生母。荣禄曾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对袁有提拔之恩。荣禄还在戊戌时期作为后党的铁杆支柱，打击帝党不遗余力，为慈禧太后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而溥仪即位后倘若翻案则必然会涉及到其外祖父荣禄，故反而不会翻案，这既可避免朝野动荡，又缓和了帝党、后党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立年幼的溥仪为帝缓和各方关系的同时，载沣也被慈禧安排为监国的摄政王，掌握最高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国有长君”的作用，实际上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因此，总的来看慈禧太后在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仍固执的坚持立年幼的溥仪为帝，而不立被朝野看好的“长君”载沣。其主要考虑在于同治、光绪的嗣统、年幼利于操控以及溥仪为帝，载沣为摄政王既可以缓和各方关系，又能起到两全其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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