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哗众取宠（无岳飞半点风骨）
一部《满江红》电影，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800多年前那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年代，让人们再一次对岳飞和秦桧评头论足，争辩忠奸。站在今天的角度，大家都会说，岳飞是大民族英雄，秦桧是大奸臣卖国贼。但在 880 年前，岳飞被隔离审查时，社会上可不一定不这样看。 #电影满江红#
岳飞当时统领着南宋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其规模、战斗力和影响力，在当时的抗金武装中可谓独步天下，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岳飞遇害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群情激愤，社会动荡，除了韩世忠曾询问过秦桧以外，岳飞的部属中并没有人替他鸣冤叫屈，说明大家对朝廷的这一断然举措好无反应，至少当时的官兵即使不是坚决拥护，也都还情绪稳定，淡然处之。
韩世忠作为另一路野战军司令曾询问秦桧，老岳是啥问题？秦回答“莫须有”。这三个字，一般解读为“或许有”，我觉得更准确的意思，应是“何须有”或者“无须有”，也就是说，圣上的旨意，难道还不够吗？要什么罪名？
脑补一下韩秦对话的现场：韩将军是弱弱地询问，秦丞相则是倨傲地回答。韩将军一身冷汗，知趣地退下。他怎么不再追问？幼稚！放在今天，面对这个答案，有人会询问吗？有人敢追问吗？至于韩世忠为何会询问岳飞的死因，恐怕是出于“兔死狐悲”吧？
那个时候，最大的政治就是忠君。岳飞和秦桧，在忠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秦桧的忠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岳飞的忠君则有条件的，甚至还掺杂着一些个人的想法，比如国家和君主二者有轻重之别，时不时还有一些个性流露。皇上的金口玉言则是裁判臣子忠奸与否的唯一依据。皇上赵构既然作出了裁决，必然是英明正确的。如果有人敢跳出来说皇上错了，恐怕岳飞本人都不会答应。
有人要问，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赵构一心要与金国议和，有话语权的大臣都是老江湖了，此时不会在政治上犯幼稚病而违逆圣意，必须坚决与皇上看齐，保持一致，所以一心迎回二圣的岳飞就没有人敢救了。
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做错了什么？这个钦定的岳飞谋反集团案，就算交给韩世忠来办，岳飞也得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大家就只能做秦桧。
其实在我们身边，秦桧的影子无所不在。一个法官，明知道当事人无罪，但只要上边要求定罪，他会毫不犹豫地按上边的要求作出判决；一个公司的主管，明知道公司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但老板说决不认账，他一定铁嘴钢牙，比刘胡兰还坚强；一个网络审查员，明知这个帖子说的是事实，但只要上边有指令，他也会坚决删帖封号。
当年秦桧面对韩世忠的询问，还能坦诚地说“莫须有”，没有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皇上。而今天这些小秦桧，决不会承担半点责任：“哎呀，这是上边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换成你你会怎么做？”推卸责任的手法秦桧都望尘莫及。
许多奸滑如琉璃球的贪官，把《满江红》背得烂熟，挂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向来人展示其“仰天长啸”的高尚情怀，但实际上他们整天想的就是怎样让领导高兴，怎样让自己升迁一级半级。这些人目有领导，先领导之乐而乐，后工作之忧而忧，在各个领域混得如鱼得水，应对自如，大家还会赞扬他们情商高，会做人，有前途。渐渐地，秦桧的人格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所有细胞里。
如今的社会，做岳飞实在是太难了。就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但错失升官发财的机会，失去既得利益，对于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家人不能答应的。古训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取舍的成功与否成为人做事的唯一标准，成为人格成熟、情商高的标志。道德和义务多少钱一斤？太不值钱了。于是我们只在口头上歌颂岳飞，但决不当岳飞那样一根筋的傻瓜；我们会公开向秦桧的跪像吐口水，用鞋底子抽他，而为人处世时一定比秦桧还秦桧。
电影《满江红》的票房收入最终突破44亿，在娱乐圈成绩骄人。但导演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仍然把岳飞冤死的帐记在秦桧身上，对真凶赵构的责任连一个字都没有涉及。500年前，明代文学大家文征明就公开指出，冤杀岳飞一案赵构是主使，秦桧只是“逢其欲”而已。赵构已经死了 800 多年了，不可能亲自审查这部电影，张艺谋你怕什么呢？既要写家喻户晓的历史题材，又不敢触碰“以古讽今”的高压线；既要票房大卖，又不愿写真实历史；拍歌颂岳飞的电影，却无半点岳飞的风骨，这不是吃岳飞的人血馒头吗？如此苦心孤诣，在以票房论成败的娱乐圈获得成功无疑是一种悲哀——这种圆滑老练的混江湖的思维早已打上秦桧高情商的烙印。
如果秦桧九泉有知，恐怕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雪 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