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作为我国独有的文化艺术，它出现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以后的五代时期。据宋人黄修复的说法，对联始于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3年），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宋史.西蜀孟氏》和《蜀梼杌》记载，第一副有现在意义的对联是那个亡国之君孟昶所写。据传这家伙每到过年的时候，就让学士写词在桃符上，然后再挂到寝宫门口的左右。那一年他嫌弃学士写得不好，不工整，就自己提笔在桃符上写到：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春联有了，再说它的底。春联古称“桃符”，或叫“仙木”。所谓“桃符”，就是古人过年时悬挂在门的两边，上面画着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像的一寸多宽，七八寸长的桃木板（桃木的辟邪国人用的早啊）。后来桃符简化，只写“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或画上符咒，或写上吉利话，这在《淮南子》中有记载。直到宋代，春联还叫“桃符”。
至明代开国之初，人们才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之所以用红纸是因为我国人认为红纸也有辟邪作用，可消灾解难（我家长有家中亲人去世三年不贴春联的习俗，据说是怕贴了红春联死去的亲人进不了家门，一定要贴也只贴蓝色的春联）。
“春联”一词，最早见于明朝。清人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说》记“明太祖都金陵，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传说老朱不但下了旨，还微服出观呢！他发现有一户人家没贴对联就进门查问原因，原来那户人家是阉猪的还没找到人代笔，老朱沉吟片刻，唤户主取来笔墨纸砚，针对其职业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
双手擘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写得真是贴切工整，看来嗜杀皇帝也有含蓄幽默的亲民面孔。
“春联”一词产生以后的好多年还有人习惯叫它的旧名“桃符”。
对联之所以源于五代，是因为它是从律诗中的对仗演化出来的。我国律诗起源于隋，成熟于唐。既然对联脱胎于律诗自然要有一个过程，它只能在律诗成熟以后才会产生，而不可能在律诗的未成熟阶段，甚至起源阶段就演化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非常不严谨，我就不止一次看到唐以前甚至更早的影视剧作里中堂悬挂有对联）。
虽然早在《诗经》里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易经》中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类似宽式联语的句子，《论语》《孟子》《荀子》中都有不少对偶句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更是“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但这都只是孕育着律诗对仗的雏形，还远没被人自觉当作联语运用。
就是到了唐中晚期，律诗已经相当成熟，诗人在对仗上已经十分讲究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人把律诗中的对仗抽出来当作对联使用的（摘取前人诗句作对联用是对联的一中独特艺术形式。我昨天因此还挨了骂）。到了五代，对联才算正式登上艺术舞台，并且迅速流传到民间。有王安石《元日》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个“千门万户”足见春联已广泛运用到社会上了。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对联也是如此。开始写在桃木板上的“神荼”和“郁垒”，实际上就是神名对神名，可算是二言对子，是对联的雏形。由于它胎生律诗中的对仗，而律诗多为五言和七言，因而孟昶的那第一春联以五言出现也可解了。
继五言后，又有七言对联出现。随后，人们不断摆脱对仗中的某些束缚，创造出了四言，六言，八言，九言等的对联。生活丰富多彩，视野不断变宽，短对子已经不能充分表达复杂的事物和思想感情，于是，就又出现了几十言乃至百十言的长联。据传，现今最长的对联有三百多字（赶上一篇短文了）。
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不好，这话暴露年龄了，哈哈）。对联一开始只写些吉庆的话，或寄以美好的心愿，或抒发对生活的喜悦憧憬。
再后来，有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把对联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公开或含蓄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赋予对联以更广泛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宋末文天祥在孟姜女庙题的“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就是借以讽喻当时的统治者。
大明的东林党人顾宪成更是用：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直接唤起了人们对政治气候的关注。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写下了“虎贲三千，宜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这样气魄恢弘的对联来表达他的理想抱负。
新的时代，人们不断赋予对联新的寓意，新的内容。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我国的古老文化艺术才能焕发出新的光彩。
最后，结合正在召开的两会，草创一联表达我对祖国的祝福：
上联：神州涌动文明潮，
下联：华夏奏响和谐歌。
对对联的起源和发展就说道这里，欢迎友友们批评指正。如果大家愿看，明日我会介绍对联比较有争议的平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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