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矫矫，弱冠登朝。”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一篇《过秦论》千古留名。贾谊在二十二岁时应召进京，深得汉文帝赏识，很快便超迁为太中大夫，文帝还想让他位列公卿。
以贾谊的才干，得到汉文帝这么宠信，理应前途无量。然而，事实是贾谊仕途多舛，不但没有被提升，反而在汉文帝三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人们对贾谊的被贬历来持惋惜之意，司马迁认为是锐意改革的贾谊被老臣进谗言所致，应劭认为是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
从史实记载看，贾谊被贬去长沙确实与那些老臣以及邓通的攻击有直接关系。实际却不尽然，贾谊当时已经晋身为西汉统治阶级的组成人员。
在倡导政治改革时，虽然能够敏锐地把握到历史发展方向，但对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
政治斗争手腕与智慧两者皆无，以致应对之策出现原则性的错误，这应该是贾谊被贬去长沙的深层次原因。
一、改革遭到既得利益者反对
西汉初期，朝廷中共有两股最大的势力。首先是刘氏亲贵，汉高祖先后分封十余个同姓王，只有长沙王吴右是异姓。
这些诸侯王势力相当大，一切制度和中央相同，处于半独立状态。
第二个是军功集团，就是那些在亡秦、灭楚、兴汉过程中立下军功的人，他们大都得到高下不等的爵位、田宅财产和特权，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主宰汉初七十年间的朝政。
高祖时几乎所有的三公九卿、王国相以及近百分之九十的郡太守都出自这个集团。汉高祖与功臣、诸侯王们订立“白马之盟”。
规定皇帝、诸侯王、军功集团各自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以此保护各自的政治利益。贾谊初临政位，意气风发。
每次皇帝召令议事，各位老臣不能建言进策时，他都全部给出对策，诸位老臣纷纷认为自己不如贾谊。
锋芒毕露的贾谊开始轮番上书建言献策。汉文帝元年，贾谊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言辞激烈地批判汉初礼仪废坏的现象。
他提出”定制度”即”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的这套主张主要目的是打乱现有的统治秩序，必然危及到军工集团的政治利益，因而遭到激烈反对。
当贾谊的变革思想与功臣集团利益形成尖锐对立时，身单力薄的贾谊只能无奈地看到自己的建议流产。
汉文帝时，功臣与外戚在朝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他们自西汉建国时起就居住在长安，盘根错节，关系复杂，组成的各股势力随时都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朝政，对中央王朝的威胁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贾谊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让他们离开中央。对于这种强化中央集权的建议，文帝欣然采纳并下诏通过。
然而列侯们却都不愿意离开长安这个政治中枢，于是不理不睬，静观其变。不得已文帝只得再次下令，先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要求他带头到诸侯国上任。
这个免职措施异常强硬，可以想见当时列侯抵制力之强，以及文帝遇到的重重阻力。而这道直接危及到列侯们的政治利益的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贾谊。
对于文帝，列侯们不便直接反对。于是，贾谊这个“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洛阳少年便成为众矢之的，周勃、灌婴等老臣纷纷上书指斥贾谊。
为了缓解列侯们的反抗情绪，汉文帝必然要做出一定的妥协，而贾谊被贬长沙也就是应有之义，文帝作此决定实属情理之中的事。
二、”积极多为”与”清静无为”对立
贾谊提出的政治建议过于激进，在当时是无法实施的。面对当时的政治困境，以汉文帝之尊尚不得不继续执行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
文帝倾向于无为而治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他上位的主要因素是功臣集团的举荐和支持，在皇室及外戚方面都无强援，因而在继位之时便经受着严峻的政治考验。
当时他主要面对权臣、强藩、外患这三大矛盾，这些矛盾因素互相纠结，彼此影响，一直对文帝时期的政局产生着极大的左右力量。
功臣集团从西汉初年就一直牢牢掌握中央政权，而同姓诸侯王国政治势力更是庞大，势力的强大使得不少诸侯王都心怀不轨之心，都认为自己也可以上位龙椅当皇帝。
其中的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就曾为此先后起兵叛乱。贾谊针对诸侯王的策略是消弱诸侯王个体实力，概括为”未生子先分家“。
其思想与推恩令类似，允许诸侯王在自己孩子未出生时就可以先在诸侯王国内部分领土地。而即位不久的汉文帝。
在客观形势上还无力推行这么大幅度的改革，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引起诸侯王的更大反弹。
汉文帝对匈奴的最初政策是武力征讨，在登上皇位不久，他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想要对匈奴进行征讨。
然而当时的百姓对用兵忧惧不堪，这使他最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允许大规模征兵作战，否则老百姓和国家都可能无法承担沉重的压力。
汉文帝对匈奴的反击战未能成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济北王刘兴居乘机造反，汉文帝只好回师平叛。而汉朝对匈奴不得不采取守势，实行以和亲为主的怀柔政策。
这些事实证明，当时西汉较为贫弱的客观形势不适合有大的举措，”积极多为”极可能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汉文帝切实认识到这一点后，加上个人对于道家的偏好，与周勃、灌婴等人思路正好契合，于是将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引入朝廷，立为当时的国策。
面对西汉初年错综复杂的形势，汉文帝只能采取以稳定为主的政策，尽量不激发矛盾。可以说，就当时情况来看，西汉王朝从上到下，包括皇帝、大臣以及普通百姓在内都是”无为”政策的忠实拥趸。
而贾谊对文帝稳健的治国方略多有异议，他的改革建议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目标确实高远，但体量却实在过于庞大，步骤也过于激进和不合时宜。
贾谊盲目地高估了文帝手中的权力，缺乏多方支持力量的汉文帝领导的中央王朝，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平息诸侯国的叛乱。
而对于当时汉文帝重要支持者的功臣集团，他的处理意见也过于简单，也有些超前。
在暂时没有其他新兴阶层的力量可以用来对抗诸侯王和匈奴的情况下，”遣列侯之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起到削弱中央实力的作用。
而贾谊对匈奴势力以德服之、以五饵诱之的策略，又过于理想化和耗费钱财，汉朝当时的财政是负担不起的。
贾谊的改革思想触动的是整个上层统治阶层的利益，如果执行这种政治策略，极为可能激发全面的社会矛盾，会彻底动摇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汉文帝显然不能接受。
况且，贾谊以弱冠之龄就骤登高位，年少气盛，恃才傲物。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智商高绝，但情商很低。
他没有一点政治斗争策略，几乎将一切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他对诸侯王大加议论，对功臣集团不屑一顾。
甚至对文帝的宠臣邓通也不放过，数次在朝廷上进行讥讽。这些人对他也都是极为厌恶。汉文帝曾下达“除盗铸钱令”，并允许邓通私人铸钱。
在当时以邓通弄臣的地位，即使他能够得到一部分利益，但最大的得利者显然是汉文帝，这可能是汉文帝在功臣集团、诸侯王国环伺时扩大财权的一个无奈举措。
但贾谊却上书反对，这不但得罪了邓通及其他在中央有影响力的大臣，也进一步失去了汉文帝的信任，汉文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贾谊当作了掣肘自己政策施行之人。
好在汉文帝总算是一位明君，他把贾谊派到偏远的长沙王国，在贬谪的同时，也是对他的保护和磨练。
在相对势力较弱的异姓王国，他不会因为激进的反对诸侯王国的思想而受到伤害。可是贾谊却没有认真反思。
也没能认识到汉文帝的这一点好意，却一味自叹自怜怀才不遇，汉文帝对他应该也是很失望吧。
三、结语
西汉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有效地保证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发展。贾谊前瞻性地提出“遣列侯之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对匈奴进行分化诱惑以及择机攻击等策略，事实上是对整个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政策，这些都是符合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儒家思想。
贾谊的改革措施，实际上也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激烈对撞，主张中央集权者倾向儒家，而诸侯王、功臣集团等倾向道家。
在这场斗争中，把持朝政的特权阶层是不会轻易让步的。并且由于他没有认清当时需要”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提出的政治主张虽好但却过于超越现实。
也就是不合时宜。事实证明，那些一贯被人们误认为是嫉贤妒能、排挤贾谊的”庸臣”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清静无为”使整个西汉前期受益匪浅。
因而最终徘徊在儒道之间的汉文帝，还是决定抛弃儒家一派，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道家一派的政治势力。
那么贾谊被贬长沙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实。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贾谊，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一个悲剧人物的典型代表。
倘若他的性格能够坚韧一些，而不是遇挫即折，考虑问题更周全一些，而不是简单直接处理，那么他很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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