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会读诗书，
只在梁山泊里住。
虽然生得泼皮身，
杀贼原来不杀人……”
《水浒传》的评点者金圣叹曾经说过：“《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这虽有点夸大，但《水浒传》确实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义薄云天的晁盖、聪明机智的吴用、勇猛刚毅的武松、鲁莽率性的李逵…… 在《水浒传》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为典型而生动的当属宋江，小说作者是努力把他塑造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的，在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对宋江的一切言行，从他出场一直到被奸臣毒死，都始终抱着同情和赞美的态度，对于接受朝廷招安也看作是天经地义、深得民心的光荣行为。时至今日，我们一次次地拨开历史的云霭，透过文字的背面共同解读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容，越发地体味到宋江这一人物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众家评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阴险奸诈，有人说他忠义两全，或是道貌岸然，亦或江湖好汉。仔细体味，可以说一部《水浒传》是一部浸透血和泪的史诗，宋江是其中最为深邃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到底隐含着作者怎样的思想？追根溯源，且从原著中去寻找答案吧……宋江出场时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叫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他刀笔精通，史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賙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宋江是《水浒传》中绰号最多的人物，从众多的绰号中，不难直观看出他自身的感召力。他能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书中写的事例就有赍助卖糟腌的唐牛儿答应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具棺材，为流落郓城的阎公送终，至于出于江湖义气，担着血海一般于系为晁盖等通风报信，则更是急人之难的表现了。正因如此，他赢得天下人的敬慕，江湖上人无论识与不识，对他都闻风震慑，成为有口皆碑的人物。小说对此不乏精彩的描写：他因杀惜逃到柴进庄上，柴进就如天上掉下珍宝一般，仰慕款接之诚可想而知，这是认识他，见了面的人的态度。武松在柴进庄上发疟疾烤火，宋江不慎踩着火叉，惊了武松，恼得武松拔拳相向，及至得知此人是宋江，惊喜得纳头便拜。宋江在清风山被提绑在柱子上，燕顺要剖“这牛子’’的心来做醒酒汤，宋江绝望中说出自己的姓名，燕顺忙不迭地解绑，将身上披的枣红纻丝衲袄脱下，裹在宋江身上，抱在正中虎皮交椅上，纳头便拜，自责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原来不识好人。”石勇在酒店里不肯让座，拍桌大喊：“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除此之外，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两人中一个就是宋江，一旦说明，也是纳头便拜。宋江发配江州途中，所遇江湖上好汉，只要听说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无不翻身便拜。到了江州，李逵在戴宗引见下，说：“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一等问实，便拍手大叫：“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身便拜……从某种意义上讲，《水浒传》就是《忠义宋江传》，其他人物都可看作宋江的陪衬。因此可以这样说，《水浒传》中宋江的思想实际就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宋江的形象和《水浒传》的主题息息相关，作者正是通过宋江这一悲剧形象揭示了《水浒传》的悲剧主题。
宋江上梁山的极其曲折复杂的过程是水浒英雄中绝无仅有的。像宋江这样身为封建县吏，长期接受封建教育，满脑子忠孝伦理观念的人要走上与朝廷相对抗的道路是并不容易的，这是有客观的社会因素促成，不都是他个人行为的结果，又是反映在他性格上的矛盾着的社会诸因素逻辑发展的结果。在环境描写上，通过宋江上梁山的曲折过程，写出了当时的社会腐败和黑暗，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致使英雄义士们有志难伸，无家可归，不得不铤而走险反抗政府。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宋江上梁山前前后后过程的描写，突出地宣扬了他性格中的一个“义”字，具体表现为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充分尊重众好汉的本事和人格、与人为善甚至为朋友不惜“担血海也似的干系’’。这也是宋江能使各种出身、性格和品位的英雄好汉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魅力所在。“义”是他连结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也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因此梁山聚义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宋江这种义气的凝聚力。可以这么说，宋江被逼上梁山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他用义气感染各路英雄壮大梁山人马反对贪官污吏的过程。实际上，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是梁山好汉们的精神领袖与事实上的组织者，作者这样处理，也为日后宋江在梁山泊把寨为头作了铺垫。
虽同为无奈之举，宋江逼上梁山却不同于林冲、武松等，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感觉带着似有还无的权宜性。根据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样式，他是一个上与统治阶级有联系，下与广大人民关系很密切的人物，他对各方面的人都不得罪，这样的老好人要走上背叛朝廷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应该指出，私放晁盖、杀阎婆惜是两次互为关联的重要事件，这两件事在他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如果说私放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还没有和政府对抗的意思，但杀阌婆惜动机是为了灭口，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不管怎样他已触犯了封建国法，为了逃避追捕，他不得不离家四处奔走，这就是他走向叛逆的起点。当时他考虑了三个避难去处：横海郡柴进庄上，白虎山孔太公庄园及清风寨花荣军营，唯独没有考虑梁山泊，这说明他还不想公开和朝廷处于对立的地位，只想找个安身之处，躲过风头，等待宽恩大赦，回来父子相见，安家乐业，再作打算。在逃跑途中，他对武松说过这样的话：“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宋江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一生中追求的目标。不过他当时的处境已是“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即他想做忠臣，不对抗政府，而现实社会却不容许，他已是在逃犯了。这就是宋江矛盾性格的开始，社会实践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反抗。后来他结识了不少江湖上的好汉，在投奔花荣的路上，被燕顺挽留在清风山上，无意中得罪了刘高夫妇，又遭到他们的陷害，在性命交关之际不得不杀了刘高，又和花荣奋战青州统制秦明，并带领人马去打清风寨，这又是犯“国法”的大事，是宋江叛逆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他已经和宋朝官军展开了正面斗争，攻占了宋朝天子的城镇，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因形势所逼，最后决定率花荣等八位好汉与数百人马投奔梁山晁盖。途中又被石勇寄书，回家探父，这时的宋江又动摇了，一方面固然出于孝道，另一方面主要地是他“反心”不坚定，杀了刘高，打了清风寨，毕竟留下的是个郓城虎张三，朝廷压根儿也不知是宋江所为，这说明他仍存有侥悻心理，迟迟不愿走上叛逆道路，回家后，仍因杀惜罪遭官府捕获，由于朝廷册立太子，宋江的罪得到赦宥，仅判了刺配江州牢城。这时的宋江想到的是：“官司见了，倒是有幸。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没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服待父亲终身。”这说明他对封建官府还抱有幻想，并不怀敌意，心里还没有彻底燃烧起叛逆的火焰。但事态的发展却不象宋江希望的那样平顺如意，此去江州，一方面沿途和江州牢城营中因其仗义疏财、与人为善又结识了一批江湖上好汉，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敬重、热情与温暖；另一方面在江州浔阳楼上，对景饮酒，百感交集；默想自己结识了许多江湖好汉，博得了他们的爱戴和信任，仅留下一个虚名，而现已三旬之上，不但人生的理想、目标没有着落，反被文了又颊，刺配江州。生事之悲，身世之苦，一古脑都涌了出来，此时此地，他怎能不悲愤难抑，感概满腔，他想到了有朝一日能遂青云之志，施展抱负，实现人生的目标，甚至想到了唐代的黄巢，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于是不计后果，奋笔疾书： “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是他内心积蓄已久的矛盾性格的总爆发，这一切又是很自然的。然而就这首反诗遭到了江州对岸无为军城中黄文炳的构陷，欲置之于死地，尽管有戴宗百般周旋，宋江自己也作了努力，但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为此宋江差点掉了脑袋，就在处斩的生死关头，幸被梁山泊好汉劫法场抢救了出来，并闹了江州和无为军两座城池，由此和当朝宰相蔡京的小儿子江州知府蔡九作下了对头，犯下弥天大罪，他才不得不死心塌地选择了上梁山和官府彻底对抗的道路。可以说，梁山泊好汉大闹江州，以及由此造成的形势，对于宋江性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表示宁死也不愿上梁山造反，到对晁盖表示：“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并又邀集一大批好汉上梁山一同聚义，这是宋江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他的生活道路和重大转折。
如果说此前的宋江处在韬晦之期，那么登上梁山并作为管理者，这时的宋江锋芒渐显，这样一个富有领导才能的领袖取代晁盖是必然。他能团结弟兄，多谋善断，尤其是对梁山的治理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江接管军队后，纪律严明，他命令，梁山队伍攻破一个城池后，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还经常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居民。这与其它各路义军亦或晁盖时代的梁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举清风寨时例，矮脚虎王英夺了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那时的王英淫威大发，欲强行云雨。“好汉”的外衣下俨然一副市井酒色之态，而宋江治理下的梁山面貌焕然一新，“黑旋风”误以宋江杏花村强抢民女，竟公然砍到杏黄旗，大闹忠义堂，险些丢了自己性命。在宋江的严格管理下，梁山好汉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小说58回写宋江三山聚义打青州，班师回山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大队人马所过州县“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须知人心的向背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宋江的主持下，山寨里建立起“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战斗集体，在这里，大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7l回)在这里，从头领到喽罗“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在这个集体中，宋江努力使各种各样的人“识性同居”“随才器使”。宋江既能提出符合大伙利益与愿望的口号和主张，(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并严格要求大家遵守纪律，又十分关心、爱护大家，他自己也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可以这样说，梁山泊事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跟宋江的领袖才能是分不开的。
梁山事业蒸蒸日上……一切如此顺理成章……而就在坐上梁山头把交椅后，宋江性格发展出现了转折。看似不相容的两种思想，其实却有着更多的必然联系。性格趋向的发展决定于政治思想的转变，带来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宋江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愚忠”观念。他的忠君是愚昧的，甚至冥顽固执至极。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加之他的社会环境，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完全侵蚀了他的头脑。他的字典中，“忠”含有反对贪官，忠于封建皇帝和护国两层意思。“忠”和“义”是宋江性格上两个重要因素，是处于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上梁山之前，宋江身上体现出来的主要是“义”，但“忠”的性格也时有流露，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是并提的，小说特别强调宋江之孝，例如在和花荣等八条好汉投奔梁山途中，收到石勇带来的家书，告之父亲因病身故，要宋江回家奔丧，其实这是宋江父亲年余不见宋江，每日思量而诓他回家的一封信，宋江是大孝之人，闻讯大哭昏迷，苏醒后撇下花荣等人，飞也似独自一人星夜赶回家中，这既是孝，也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后来宋江迭配江州，途径梁山泊，晁盖要宋江留在梁山共聚大义，宋江却道：“父亲明明教训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花荣教两个公人给宋江开了枷，宋江却道：“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小说也写了宋江上梁山前头脑中“忠”和“义”两个因素的矛盾，如他私放晁盖后，心内寻思道：“晁盖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实际上，他头脑中的这种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而忠孝思想又和其功名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宋江之所以迟迟不肯上梁山落草，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注定了他悲剧性的一生。
上梁山后，由于宋江性格的矛盾并未解决，应该承认，上梁山初期他的思想是比较稳定的，如他所说“死心塌地”跟着晁盖，但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忠”的观念在头脑里占了主导地位，“忠”统摄“义”。作者特意写了一段“还道村受三卷天书”。让宋江从九天玄女处受了天书，接受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思想，并当作一生行动的依据，这又是宋江性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替天行道”的问题，使他明确了造反行动的目标。晁盖死后，宋江暂被推为寨主，他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队伍，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让“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在梁山上空高高地飘了起来，从此后他主要不是以“及时雨”来号召天下好汉，而是以“替天行道’’来号召了。这里所说的“道”即“公道”，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江湖好汉来伸理，诛残除暴。但“天”仍指皇上天子，因此这个口号对皇帝还是有所保留，寄以希望的，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其必然结果就是接受皇帝的招安。招安思想在宋江头脑中酝酿已久，他曾对战败被俘的宋室将领呼延灼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司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此前对徐宁，后来对董平也说过类似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正式把寨为头之日，也就是他把招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时。“英雄排座次”后不久，宋江在一次重阳菊花会上写了一首《满江红》，词的下片说道：“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首《满江红》词和浔阳楼上吟的反诗，思想完全不同，如果说当时他的思想深处还充满了矛盾，有着一股愤激之情，而现在已是相当稳定了，“忠”字观念已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此刻的他已认定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争取朝廷招安，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宋江思想性格的重大转折。接着宋江向大众说了这样一番话：“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这就向梁山好汉们发出了招安的信号。在宋江封建正统思想一一忠君观念的决定性作用下，水泊好汉的行动终于走上了接受招安的轨道。接下来小说用了近1l回的篇幅描写宋江接受招安，经过几番折腾，几番较量，甚至走京师妓女李师师的门路，来打通皇帝枕头上的关节，致使招安终于成为事实，从此“替天行道’’变成了“顺天”“护国”。
宋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和体现着深刻历史悲剧精神的形象，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在对待招安的问题上。而这完全是宋江忠义形象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说，宋江头脑中“忠”和“义”这一矛盾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忠于宋室的观念越来越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封建的忠孝伦理观念和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思想跟报效国家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极大地限制了宋江的叛逆性，同时不可避免地蔓延滋长了劣根性，这些构成了他始终盼望接受朝廷招安的思想基础。宋江的接受招安是其自身的内在愿望和主动谋求，并认为这是为弟兄们谋求一条好的出路，可以说他的初衷是美好的。受宋江忠义思想的感化，山寨中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军师吴用就是宋江的忠实信徒，也不乏花荣、燕青等中间派势力，就连扯皇诏的愣头青李逵也被“公明哥哥”的感召力驯征服，所以梁山英雄接受招安是书中宋江所推行的忠义路线的必然归宿。为了成功地促成这次招安，他不顾一切：在得知京城名妓李师师与皇帝关系密切后，竟带燕青、李逵孤身犯险，一心表明报效报效朝廷的心迹；而抓到梁山好汉的公敌高俅后，不但不杀，反而不顾武松、鲁智深等反对，卑躬屈膝，恭敬释放，这显然是与高俅有着血海深仇的许多好汉们所不能接受的，林冲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被高俅迫害得家破人亡，不共戴天，眼见仇人不能手刃，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被送出梁山，悲愤难忍，终抑郁成疾……这些都是宋江始料未及的。当黑旋风李逵怒扯皇诏之时，宋江明白了，报效皇门、封妻荫子的夙愿靠眼前这群只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舍命之交很难实现。要促成这段政治联姻，必须早作准备。用心良苦的宋江，其思想是绝对超前的，应该说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在数次对外作战中他连续计赚了秦明、徐宁、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一批朝廷降将，手段卑劣，用一笔笔血债壮大声威，扩充阵营，为招安作政治铺垫。这一部分被“宋江“逼上梁山的官吏贵胄果然不负宋望，权宜梁山似乎使他们更有共同语言，于是很快与宋江结成了政治“联盟”……煞费苦心的经营绝不能半途而废，朝廷招安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为了人际的和谐，他曾将扈三娘许配王英，这场现实版的“高女人与矮丈夫”的结合绝对的荒唐之极……形势已不容他回头，此时的宋江骑虎难下，甚至性格发生了扭曲。他不惜一切代价，连累了多少无辜性命，道貌岸然的帽子扣在头上，身后又会遭多少唾弃？更违背了梁山义旗的初衷。这种种恶果只有强忍吞下，他为自己的信念而生……在众多无辜的受害者中卢俊义最具有代表性。
“玉麒麟”卢俊义，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用现在话讲，有着很高的人气指数。他本过着悠哉的安乐生活，孰料好端端地闭门家中，却凭空横祸，竟在宋江、吴用等谋划下，直落得家破人亡。而这一切大手笔运作的理由很简单，只因为梁山头领中缺少具有感召力影响力的巨头人物，换句话说，为解宋江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而河北玉麒麟是他们心中最中意的人选。为赚取一个卢俊义上山，竟付出如此血腥的代价，而这一切却出自忠义的化身——宋江的策划！看似难以接受，但若吹毛求疵，宋江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呢？个人认为，他是为了自己在梁山的位置。此时的背景正是晁盖刚刚去世立遗命，分析当时的情况，史文恭武功盖世，梁山上的能人虽多，但捉到史文恭都很困难，而自己更是没有一点可能。恰恰只有“豹子头”林冲一类武艺超群、且在梁山极具声名的头领几率最大。如若这样，不如将机会交给一个有这样能力的局外人。赚取卢俊义上山后，宋江一直奉若上宾。他真的想把位置让给卢俊义吗？
无论对客观环境或主观因素的分析，宋江是想做梁山之主的。晁盖在位，他一直行事低调，十分谦恭，自己大半时间带领人马出去攻城略地，这样一则积累了资本，二则深入群众，扩大了自己在一线将士中的威望，三则避免和晁盖过多的近距离，也避免了很多矛盾。晁天王实则一勇之夫，面对宋江这番“太极拳”，束手无策，最后逞勇出战，死在史文恭箭下。那么身后谁为梁山之主？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晁盖去世后头把交椅顺理成章地会交到宋江手中。事实上，宋江最终也坐上了这把金交椅，但不是晁盖主动交付的，而着实费了几番周折。宋江在梁山的声望极高，甚至早已超越了晁盖。而晁盖对宋江又非常的信任。但出人意料的是，梁山旧主晁盖临终前并没有将这所谓的顺理成章托付给宋江，而是在众头领面前公然发出了这样的遗命：“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伯之主。”这段话给宋江、给梁山出了天大的难题。因为宋江武艺平平，像刘唐、李逵、三阮都有可能生擒史文恭，宋江无此可能。这样为梁山泊带来了不可预测的隐患，如果黑李逵捉了宋江，难道让这个只喜欢杀人的铁牛哥沐猴而冠吗？也许晁天王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亦或是早已洞察到什么……篇幅所限，权且不去研究这些。而卢俊义果然在宋江的安排下捉到史文恭，宋江表面上也在遵循晁天王遗命，欲请卢俊义上位，并自认比卢俊义有三不如：样貌、出身和能力。虽是谦虚之词，但绝对是事实。聪明的卢俊义很识时务，坚辞不受，他深深地知道这个位置是万万坐不得的。无论从天时地利来看，他都远不如宋江，更主要就是宋江在梁山群众中的牢靠根基。接着，在吴用的眼色下，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相继发言最后，声称若非宋江，便各自散伙……而面露“难”色的宋江仍没有表明态度，又想出了分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的办法。但细心观察，从宋江和卢俊义各带的部下将领不难看出内中玄机：宋江一路的头领多是勇猛无敌的血性英雄，且是其绝对的忠诚护卫者：“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九纹龙”史进、“小温侯”吕方、“金枪手”徐宁、“一丈青”扈三娘……试问，这样的阵容别说攻打一个小小的东平府了，估计连克多少个州郡也是绰绰有余；再看看卢俊义一路，多是梁上上的二三流将领，上得阵的大将也只有呼延灼、关胜、杨志，且和卢本人一样，当年都是社会名流，从心眼里不屑于在梁上落草的，又怎肯全力与朝廷火拼呢？只有一个“智多星”吴用，又是宋江的知心人，还未开战便被宋江抽调过去了。这两路征战的结果可想而知，宋江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应该说梦寐以求的金交椅，口中不忘嗟叹：“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谁想又逢对手。既然如此,我等众弟兄引兵都去救应。”关于卢俊义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宋江棋局中精心安排的一枚棋子，是宋江为完成招安大业必备的牺牲品，胸藏锦绣的玉麒麟未及施展，便随着梁山的土崩瓦解而灰飞烟灭……这岂不是卢俊义的悲剧？这悲剧的缔造者完全是宋江，我们很难将这种深不可测的人性侧面与当初那忠义化身的及时雨联系起来。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宋江当然也难逃自身的厄运，他带着自己为梁山与众弟兄编织的美梦，一步步走向以蔡京高俅为首的奸臣精心铺就的不归路，从对朝廷燃起幻想一刻起，就注定了宋江和梁山最终的结局。
一部《水浒传》是宋江的悲剧，也是梁山的悲剧，更是大厦将倾的北宋王朝的悲剧。小说最后写了宋江受招安后的结局，梁山好汉在征辽、打方腊中，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调遣开去，轰轰烈烈的队伍彻底解体了，而宋江本人也受到奸臣的陷害，让他饮了朝廷所赐的药酒而死。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当然也是作者无法回避的结局，宋江临死前还怕李逵造反，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特地叫人把李逵请来同归于尽。宋江对李逵的一番话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态：“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这里可以看出宋江临终强调最主要的观念还是一个“忠”字，所谓“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正是封建正统思想核心一一忠君观念在宋江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表现。小说最后在宋徽宗神游梁山泊的凄惨气氛中结束，宋江之死是作者完成宋江形象的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宋江死得愈悲惨就愈显昏君奸臣之恶，宋江的“愚忠”也愈加悲怆，人物形象就塑造得愈加丰满，愈发显得光彩夺目，作品的主题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水浒传》招安的结局，作者是写得比较悲惨的。征方腊死伤大半，回朝后旋即遇害，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队伍就这样土崩瓦解了，这是作者为之惋惜而又不得不写出的结局，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正是通过宋江与梁山的悲剧性结局，深刻地揭露批判了统治阶级尤其是高俅、蔡京、童贯等权奸的阴险、狠毒与罪恶。招安后征辽、打方腊在宋江等人看来是“尽忠报国”的壮举，却正中了权奸们“借刀杀人”的诡计，征方腊使梁山好汉十损七八，而奸贼们对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忠臣良将仍不放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作者这样描写，其用意就在于对权奸阴险狠毒的本性和罪恶进行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反衬了宋江等人的忠义之烈。八百里水泊终落得荒冢萋萋，千百年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沉思……
尽管作者在主观意图上是肯定招安道路的，但起义军的悲惨结局的描写在客观效果上又否定了这条道路。宋江的人物性格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多侧面、立体化特点。他身上体现出的历史悲剧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惋叹和深思。在宋江看来，接受朝廷招安，是他为山寨兄弟谋求的一条正路—— “顺天”“护国”，是实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必由之路，这是“忠义”观念在宋江头脑中的必然结果。至于招安后的悲剧结局，并不是宋江始料所及的。宋江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挽救不了一个时代。顺天护国、替天行道、清君侧只是个人的理想，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忠臣志士的呼声，招安的悲惨结局向人们昭示：在当时的条件下，宋室之所以亡于异族，并非国内无忠臣良将可用，而是由于“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误国害民。这正是北宋何以亡于金，南宋何以亡于元的经验教训，作者深沉的悲愤亦在于此。这种悲愤之情促使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忠义之烈”的典型，从而赋予这部古典文学名著苍凉凄婉的基调。真个是：
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
旧日宫墙，寻常巷陌，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几番起落，风雨振作，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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