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姜子牙23世孙。
吕不韦早年经商于阳翟，发现“奇货可居”的秦国质子异人后，积极扶植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吕不韦遂被拜为相国。
秦庄襄王去世后，又迎立太子嬴政即位，以“仲父”的身份指挥秦军四处出击，为秦始皇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后来，吕不韦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关于吕不韦的故事，读者朋友们大多也很熟悉了，那么，笔者问一句，该如何评价吕不韦呢？
有一句成语叫做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的是非对错，往往只有等这个人去世以后，才能比较客观地评论，否则，就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可是，这个盖棺定论的成语，对吕不韦却不怎么适用，因为，在吕不韦死后，历史上的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有着很大的分歧。
从汉代至清末，人们对吕不韦大多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
有人骂他是“小人”；有人说他是“乱民”；有人甚至还把吕不韦与梁上君子挂了起来。
明初的大儒方孝孺还具体列出了吕不韦的三大过错：“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
清代的徐时栋（1814年-1873年，藏书家）更是以“蜂毒”来比喻吕不韦。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吕不韦是“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
改革开放以来，以任继愈（1916-2009年）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者，把吕不韦界定为秦汉时期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
这样，吕不韦不再是历史上的一位商人、投机家，而是我国历史上能够在政界、商界、思想界同时为后人所铭记的一位佼佼者。
古代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三不朽。立德，吕不韦似乎没有做到，但是在立功、立言方面，吕不韦完全的做到了。
吕不韦以一个普通的商人，用自己的财富两立秦国的君主，并在任秦国相国十多年的时间里，接过秦人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大规模地开疆扩土，在统一天下的大业上一路凯歌前行，为秦始皇灭六国，成就帝业奠定了最后的基础，此功不可谓不大！
吕不韦还为秦国在统一天下后治理国家做准备，他一部力作《吕氏春秋》问世，奠定了他在我国思想史的地位。
《吕氏春秋》代表着吕不韦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以变法与法制为核心，将法家的法治与耕战、儒家的礼制与仁政、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权术、墨家的义治与节俭以及阴阳家的时政、名家的正名等等，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相当完备的适应“大一统”所需要的政治理论体系，在有利于君主政治的前提下，不尊奉一家一派，力图超越诸子、融通百家，包纳一切的四路、方略、治术。
假如秦始皇不因人而废言，而是借鉴《吕氏春秋》中的合理内容，他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绝不会短命而亡。
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过：“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吕不韦能力强、手段高、智慧多、胆略大。他因钱财、女人而成事，最终也因钱财、女人而亡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吕不韦作为一个商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却是不成熟的，因为，他始终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只是秦国政权中的一个配角，他姓吕，而不姓赢，在秦国政局中，主角是日益成熟起来的少年嬴政，相权再厉害，终究大不过王权。
也许，司马迁先生在《史记·吕不韦列传》的结语中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司马迁老先生把吕不韦的人生境界定格在：是一个“闻者”，而不是一个“达者”，看来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补充一下，孔子对“闻”、“达”的见解，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一节中，全文如下：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认为：“达者”就是品质正直，按道义办事，善于观察别人，懂得谦让，这种人在朝廷和家里都会通达；“闻者”就是表面上好像很仁德，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而自己却以仁者自居，这种人在朝廷和家里都有一定的名声。“闻者”与“达者”相比，已经是低了一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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